摘要：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李鸿章谈心
雪珥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幅对子，虽不工整，却极为著名。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鄙人李鸿章，鸿章在家行二。
上联之“杨三”，据说乃京师之苏昆名丑。甲午战争后，在演那《白蛇传》时，对鸿章极尽嘲讽之能事，正好鸿章家人在座，气愤不过，上台劈了其几记耳光，致其自杀。亦有说其为慈禧皇太后在宫中供奉演戏，因不愤鸿章在马关“卖国”，而自杀尸谏。亦有说此名角并非“杨三”，而是“刘赶三”，但“赶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就改成了杨三。
“杨三”之事，虽是野叟村言，无稽之谈，但鸿章之“汉奸”罪名，自马关签约，却是人言汹汹，俨然板上钉钉。
“屈迎回鹘马，羞引汉龙旗”
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风云际会间，扶摇而上，诸事顺利。及至中日甲午之争，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狼烟燃于盛京之龙兴之野，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庙。随即匹马渡海，以此老残之躯深入虎穴，忍辱负重。
及至马关街头遇刺，辗转病榻之上，鸿章时思感激此刺客，经此一劫，鸿章之报国之心、办事之难或可为国人略知也;鸿章亦时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枪致命，或可一了百了。倘或就此毙命马关，于鸿章一己而言，实是幸事。后人思及鸿章，或可敬为身死前敌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人云“千古艰难唯一死”，其实，死并不难，难的是断臂求生、忍辱负重，唯有肩负鸿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担者，方能明了。
《马关条约》，实非丧权辱国之因，乃是丧权辱国之果。即令鸿章身死东瀛、马关之约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权不丧”而“国不辱”?舍此城下之盟，倭寇必将攻占北京、饮马黄河，而列强之虎视眈眈者，为免倭人独吞，必将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则我大清帝国固将雨打风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华或亦将自此陆沉。
马关议和，实乃无奈之举，即令好为清谈、口水抗日如翁同龠禾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议。翁师傅心知肚明，口水难挡倭刀、清谈不可救国，只是君子虽好肉食、却不愿近庖厨。他们是断不肯委屈自己，为国为君为民来肩负这忍辱之角色。只有鸿章这般的“戆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还不怕“脏”，春帆楼(马关和谈之地)内随狼共舞、与虎谋皮，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勉力为之，内心之焦灼、凄惶，无以名状。自污如此，鸿章一生之事业，自然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鸿章作为军事之主帅、外交之档手，固然罪无可绾。但是，自鸿章于同治十年(1871年)首订《中日修好条规》，三十余载，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却向何处宣说?
洪杨(太平军)乱平之际，鸿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幡然变革无以自强。其时之日本，君臣一心，学西法、兴洋务，卧薪尝胆，日渐崛起。以当时之情势，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无非因势利导，自强则可合彼之力，共谋当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强则必受其噬。
其实，外交之道，首在实力，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绝非根本，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鸿章当国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间，岂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国不能自强，因循虚饰，自坏根本，内患已增，则处处皆我敌国，又何分东洋、西洋?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以变应变，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此所以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
及至日人夺我琉球、进窥台湾，而俄人占我新疆、进窥西北，虎狼遥相呼应，海、陆烽烟并起，东、西警钟齐鸣。权衡轻重缓急，朝廷乃以西北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终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宁，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见《中国经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东海浪”)。
自北洋建军，艰难曲折，乃至练成大洋劲旅，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鸿章无时敢忘，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信，通晓我中国典章，其力不为弱，其志不在小，祸在咫尺，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谏,来犹可追，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力求自强，方能生于忧患，而免死于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