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9年期间，中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中美多年的对抗与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然而，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联美抗苏，而越南则与苏联结盟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这种背景下所爆发的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为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
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改变了过去采取的“团结中苏”，“保持中立”的方针，开始向苏联方面倾斜，由此增加了苏联在大国关系角逐中的砝码。同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苏，苏越发表“越苏宣言”确定两国、两党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致使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年11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至此，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苏联就如愿以偿地填补了美国从越南撤退留下的真空，并且迫使中国面对来自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此外，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也不断升级。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年12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关注。
而在美国方面，由于苏联一系列明显的扩张行为，卡特总统决定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1978年12月,中美共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建交公报，双方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反霸条款向全世界表明，中美双方将毫无含糊地反对苏联谋求霸权的一切努力。同时，在东亚形成了中美联合对付苏越同盟的战略态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建立军方的关系。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同时，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
对此，美国也十分关注。因为苏联利用越南所进行的扩张，已经摆出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争夺的态势，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正因如此，在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越南侵柬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一个重点。
在1979年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的两次中美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对卡特指出：越南侵柬,“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有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对此，卡特总统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这份公报由于出现了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样的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公报发表以后，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苏联，而是还适用于其军队侵入柬埔寨的越南时，美国白宫官员巧妙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又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小平的访问做出不利的反应时，白宫官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准是灾难性的。”
此时，中国已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部队准备对越作战，为防范苏联做出过激反应，在“三北”地区的中国部分作战师也进入了待机地域，准备反击苏军可能的军事攻击和军事牵制行动。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2月14日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17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各种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打击。
很快，国际舆论做出反应，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中国的。除了苏联东欧集团气急败坏地大骂之外，大多数国家表示中立和主张谈判解决，其中不少的国家是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偏向和同情中国方面，同时也担心苏联介入，使冲突扩大。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美苏三方的微妙关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自邓小平访美结束就开始考虑美国的对策。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局面，布热津斯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即：美国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由于估计越南和苏联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此计在外交上可给中国打掩护而又不牵连美国。中越之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卡特马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磋商，并且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方案。
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商定的“指导美国政府的原则”是：“美不会直接卷入共产党国家之间在亚洲的武装冲突；美眼前利益、亚洲盟国安全并未受到这场冲突的威胁，但冲突如果扩大则是危险的；美将运用它能采取的一切手段，鼓励采取克制态度，并防止战争扩大到把苏联也卷入其中；美不会由于这场冲突而改变同中国的关系。”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越之战的总体态度是，不直接卷入，同时敦促苏联不介入，力争冲突不扩大，并确保中美关系不因此受影响。在公开表态中，美国对中国形式是有批评，既谴责越侵柬，也谴责中国对越还击，但实际上是帮忙，要求中、越从越柬“双撤军”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整个印度支那形势，以此来压越南和苏联。
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传送给卡特总统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但卡特总统丝毫不为来信所动，并命令继续按规定方针办。卡特还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做出反应。”
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４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夫人在中越之战的炮声中实现了对华访问。苏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时刻如期访华十分恼火，攻击西方对中国搞“绥靖”，并指责美国纵容和默许中国“侵越”。苏联此时对中国也是无计可施，暴露出色厉内茬的本质。苏联政府曾于２月１８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侵略”越南和推行“霸权主义”，声称苏将根据苏越同盟条约履行其“义务”。但其语气含混，并没有多少实际步骤，除了派遣一些舰只到南中国海游弋和空运一些物资外，在中苏边境没有轻举妄动。
中国边防部队为反击越南，虽付出一定代价和牺牲，但从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起，连续攻克谅山、同登、禄平等２０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给予越南以沉重的打击，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３月５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从上述地区撤出。为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到３月１６日为止，中国边防部队已全部撤回中国境内。至此，中国对越反击战结束，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秉承苏联全球霸权主义意旨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气焰由此遭受沉重的打击，被迫从柬埔寨调回一些部队，柬埔寨局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解决印度支那局势的方案，要求越南从柬撤军，中国从越撤军。由于中国说话算数，教训完越南，已从越南撤回，而越南却赖在柬不走，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作了阐述。他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从“教训”越南的结果来看，中国方面在美国的配合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仗有效地打乱了大小霸权主义的扩张部署，有力地维护了亚太地区的稳定，苏联未敢做出激烈反应。而且通过这一战略行动，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重新呈现出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苏联的倾向。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后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这时，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加强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对于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是必要的和有效的。１９８０年１月，美国防部长首次访华，这为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进行更为积极的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中美之间新的安全关系开始出现了。
摘自《国际观察》 宫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