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父亲接信后第二天，又致电陶、包，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要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不应再犹豫顾虑。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
精神上解放
1949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父亲曾经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到了那里，傅先生问借多少，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
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
后来，毛主席由马鞍山去南京视察，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江渭清笑着说：“还没有。”毛泽东说：“你们可别忘了还啊！”原来，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非常困难，曾找父亲借钱资助。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开始，中共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到工地进行视察和慰问。临出发前，父亲却病倒了。毛泽东得知父亲病了以后，在5月5日特派江青持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1952年夏，父亲从西安到北京，毛泽东来到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父亲说：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
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父亲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22日，毛泽东复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后来父亲问毛主席：“你说我们的世界观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
毛主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里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陪同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路上，他写了4万多字的日记。这一年，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这次视察是毛泽东邀请父亲去的，他很珍惜这次机会，每天的视察和与毛泽东的谈话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回来以后，父亲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诚的、热烈的爱戴之情，以及毛主席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
父亲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这次视察时曾谈起父亲的世界观问题。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他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满足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1958）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
“文革”变故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
就是那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