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齐世英看来，郭松龄兵谏时期，自己与张学良并无私人恩怨，因为自己跟随郭松龄将军“反的是张作霖”。况且，在齐世英的眼里，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但玩乐过甚，学思不精，难当东北大任。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1年3月27日B06版 作者：禾刀 原题为：告诉你另一个张学良
齐世英：(1899-1987)，字铁生，辽宁铁岭人。1916年卒业于天津新学书院，负笈日本京都大哲学科，及德国海德堡哲经系。1925年学成归国，佐郭松龄筹办同泽中学。是年冬参预“回师奉天”之役，事败，蛰居新民屯日领馆，幸脱险走扶桑。次年返国，加入国民党，复赴日人入步兵习军事，间曾为中日外交奔走。1929年奉返国，应陈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嗣迁委员，主持东北党务，并兼第六届中执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创办中山中学，及《时与潮》杂志。
某种意义上，《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更像是《巨流河》的一种史料性补充。去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大热后，追根索源，作为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主角之一———齐父齐世英的生平履历自然引人关注。
《巨流河》出版后，台大教授陈芳明称之为“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评论界则誉之为“这不是一部史书，却像史书般真实”。相较之下，《齐世英口述自传》严格尊重本人口述风格，所以行文更“简单”，语气更“肯定”，文风更显质朴，尤其是间或穿插齐世英个人的心理想法、以及视事处事态度，更易牵着读者的心理感受，一路穿越时空，带往近百年前的历史现场。虽然全书篇幅达到19万多字，但实际收录的历史“区间”却并不久远。作为国民党著名党务专家，齐世英的这本口述并没有从自己呱呱坠地之时聊起，没有挑灯夜战的勤学苦读，也没有拉那些油盐酱醋的家长里短，而是以相当篇幅，专注于郭松龄将军兵谏张作霖的全过程，乃至兵败后自己不得不藏身于日本新民屯领事馆的那段寂寞难耐的岁月，特别是自己与张学良的诸多纠结。
齐世英与郭松龄当属忘年交，郭松龄起兵伐张时，齐世英鞍前马后，既操心也尽心，一心辅佐郭将军完成大业。郭也视齐为自己的心腹，二人在重大问题上多有交流，说心心相映亦不为过。即便如此，齐世英在总结兵谏失败原因时，言语之间，可见其竭力尽量秉持公正。
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可以看到，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真正接触并不多，但在历史特别是东北问题上，这二人却显得极其重要。从时间上看，二人接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时期，二是西安事变前后，三是在台的最后一次谋面。前面两个阶段，本书均有着重陈述，最后那次，可能因为年老体衰，抑或觉得已然不重要，所以并没有成为本书的重要细节。
在齐世英看来，郭松龄兵谏时期，自己与张学良并无私人恩怨，因为自己跟随郭松龄将军“反的是张作霖”。况且，在齐世英的眼里，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但玩乐过甚，学思不精，难当东北大任。西安事变前，为谁主政东北一事，齐世英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并不轻松的角逐。齐世英从所获取的诸多信息判断得出，张学良对此相当重视，视自己为惟一竞争对手，甚至认为，这也是张不惜西安事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很显然，如果顺着齐世英的思路一直看下去，与我们当前所了解到张学良的形象视角，显然格格不入。建国以来，有关张学良的影视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对张将军形象的刻画，除了英俊帅气外，再就是很爱国，明大义。
那么，在郭松龄兵谏和西安事变这两大历史事件上，张学良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曾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该书虽然囊括了张学良大半生的经历，但对郭松龄、包括后来的西安事变留有较大篇幅，足见这大事件在张学良心目中的份量。
由于所处视角不同，抑或由于各自口述侧重不一，或者刻意回避什么，在张学良的口述里，郭松龄并非如同齐世英描绘的那般伟岸。张学良觉得自己同郭松龄私交甚笃，甚至还认为自己对郭松龄的弱点看得比较准，对其“叛变”早有察觉。郭松龄向张学良坦陈自己宁折也不弯，而张学良则表示自己是宁弯也不折。与其说这是郭、张二人双方自我性格的展露，倒不如说是一语双关的暗地交锋。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自认为“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虽然就“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关系，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较为激烈的交锋，但事情的直接起因则在于，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待学生运动的血腥态度。
到底是张学良，还是齐世英的口述更接近历史真相？即便此二人本着最客观的心态陈述历史，但亦难免因所处位置差别与局限性，导致结论的差异和欠准确，比如二人对郭松龄的评判就大相径庭。
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严谨的学术式考证，口述历史往往难以逃脱个人有意无意主观意识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口述历史的局限与宿命，即便事实再如何力图客观，但个人评价难脱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