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山几天，我看到家家户户为了完成脱坯任务，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最忙时几乎到了万巷皆空的程度。当时党的“九大”刚闭幕不久，很多家庭为了以实际行动向“九大”献厚礼，都超额完成交砖任务，有的家庭交砖坯甚至达到人均100块。但是，我也听说有的单位为了追时间赶任务，挖防空洞出现伤亡事故。我家附近的刘屯小学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姓马的老师挖防空洞时不慎被埋在底下，当时昏死过去，幸亏斜对门的消防战士闻讯赶到，拼力相救，才幸免于难。
唐山市里的战备工程，除防空洞，还有战备水源地。我家附近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有个用作冷却金属加工件的晾水池，还有职工游泳池都被指定兼备战备水源地功能。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这些战备水源地还真派上了用场，成为附近难民的水源地。
在农村，这种大型战备工程相对较少。说到人防工程，也就是家家秋后挖的菜窖、白薯井，很少再有像战争年代挖的那种地道。但是，农村对寻找战备水源地却相当重视，我们丰润县当时就创造出一种新模式：打大口井。从1970年秋后起，丰润县大部分村庄都掀起了打大口井热潮。当时，丰润县很多村庄水浇地已发展到一定规模，考虑到战争一旦爆发，电厂炸毁，机井作废，就要靠这种大口井解决人畜饮水和庄稼灌溉。
我们村东边，有一块两三百亩的地块，叫东大井，分属5、6、7、8、9五个生产队。1971年春天，几个生产队在地头一字排开，连打五口大口井。大口井，井口呈圆形，直径约莫四五米，深度达二十来米。打井时，井口上面用三根木桩支成三角架，上面装上滑轮，用绳子把一个拖筐拉上输下，运土运人。由于附近没有电源可接，就用195牌柴油机当“发电机”，解决照明和井底抽水问题。
开始，社员们轮班下井作业，没什么危险，干得很起劲儿。当井深挖到十来米的时侯，黄土逐渐变成沙土，含在流沙层里的水越流越猛，随时都有坍塌危险，这时人心开始浮动，对下井产生畏惧情绪。这是打井的关键时刻：若停止挖，由于井深不够，大口井就要报废；若继续挖，随时都有大塌方的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冯理智和大队书记吴彩新、副书记杨振铎等几个领导，昼夜蹲守在打井工地，一面鼓舞士气，一面提醒下井作业人员注意安全。我当时在大队工作，平时没时间回生产队，但在打井的关键时刻，我也自告奋勇回生产队参加打井。一次，我爬进扁圆的拖筐，顺到吊绳下到井底，站在没膝盖的水里，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井帮流沙层有两三米厚，高高没过我的头顶，每铲一锹，流沙都止不住哗哗往水里流，铲得越快，塌得越快。我一边用短锹快速地往拖筐里铲沙，一边警惕地观察着流沙层的动静，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一条马克思语录--“我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亿万人民的生命，他们的后代才是可贵的”，给自己壮胆。还好，直到所有大口井打完，没有一口发生大面积塌方，也没有一人出现工伤事故。
冯理智对打井中民兵的表现很是满意，认为“这是新形势下，民兵的新作为、新贡献。”一次民兵活动，他问大家：“现在年轻人当兵，武装部敲锣打鼓到军属家门口贴对联，对联写的是那两句话？”大伙齐答：“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对，说革命传统，咱们鲁各庄民兵就有，日本时期，大年初一伪保长刘XX家门口贴了一张大阳榜，你说丧不丧啊！谁干的？咱们鲁各庄民兵干的。国民党时候，宋熙泽（附近韩城镇民团首领）在咱们村东修了个炮楼，有天夜里叫人用柴禾秸点着了，谁干的？还是咱们庄民兵干的，那时还留下一句顺口溜：'鲁各庄民兵真敢干，抱着柴禾秸上前线'。”冯理智说着提高了嗓门：“说到更大光荣，这回打大口井，解决战备水源地，咱们鲁各庄民兵功不可没。”说着，他逐排（生产队）点出在打井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民兵名字，并许诺这些民兵年底将被评为“五好民兵”。
打完大口井不久--1971年7月，我经县知青办推荐参加了工作，从此告别了我们民兵连，告别了生活两年零七个月的鲁各庄。以后数年，中苏两国全面、大规模战争终没爆发，两国边境又恢复了平静。然而，我在鲁各庄度过的这段“战备”岁月，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青春记忆中，一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