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8期 作者：沈志华 原题为《解密志愿军撤军及中朝同盟签约》
1956年“八月事件”(详见本刊392期《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一文)使中朝关系日趋紧张，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当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声称中国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时说，苏联承认在波兰问题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朝鲜“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鲜驻苏大使)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牺牲“延安派” 毛泽东安抚金日成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
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