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邓文仪可能像许多国民党的权威人士一样，过分夸大了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担忧，但事实上共产党情报人员确实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人处于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东潍县的重要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特务。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据报告，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敌人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观察》，第5卷第9期（1948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第111卷第5期（1948年10月2日）第116页。
然而，共产党渗透的最戏剧性的一例还是令人吃惊的刘斐将军。刘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着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次长，同时，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沙学浚，第48—49页；凌云（音），第44页；秦德纯，第198—199页。从他的高级办公室里他基本上能够向共产党报告国民党军队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他还把另一个共产党特工郭汝瑰安插到作战厅厅长的重要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这两个人受到了怀疑，因为据这一战役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刘峙将军所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刘峙，第171页。然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以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凌云，第44页。罗敦伟，第181页。对这位成为共产党间谍的人，史迪威的描述令人难忘（史迪威，第144—146页）：
“1942年9月9日……刘斐来教我：讲了两个半小时的废话。我真想把他推下码头。累得我筋疲力尽。……”
“刘斐有闪光的思想，他是军令部的第2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的苍白邋遢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个出色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个深奥而透彻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
“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日本人对占领的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所以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的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所以我们无法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的华北是一个面，它扩展开来，所以我们也无法进攻它。”
1949年春，刘斐又被派作另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国民党最高领导的信任，被任命为一个6人代表团的成员，于1949年4月1日飞往北平去与共产党和谈。由于有刘在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对手的每一项考虑和行动。罗敦伟，第181页；沙学浚，第48页。
谈判破裂之后，刘斐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后，刘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得相当舒适，并得到了一定的荣誉。实际上，当刘在1949年被特邀为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毛泽东评价了他的地下活动，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传记文学》，第253期（1983年6月），第148页。我要感谢刘绍唐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丢失东北、淮海战役失败和金圆券改革破产，国统区的士气骤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机会主义、不团结和失败主义的现象也在微妙地发展着”。《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93—94页。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很容易发展新的情报人员。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黄埔学生。然而，当共产党在4月20日夜里发起他们的渡江登陆作战时，戴命令他的处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的部队，调转枪口去攻击其他的国民党防守部队。罗敦伟，第191—192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511—514页；云庵，第43页；陈少校《金陵残照记》，第147—152页。共产党渡越这条大江的进攻是有危险的，魏德迈曾说，国民党“能够以扫帚柄防守住扬子江，如果他们有意防守的话”。邹谠，第495页。但是，得到戴戎光反戈的帮助，共产党横扫长江，4月23日进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近在眼前。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在决定内战结局方面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图为国民党失败辩解的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复地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最微小的线索以说明由此而导致1949年的失败。很难想象现实政治因素对历史学家的事业的扭曲有比这更为令人吃惊的例子。共产党的优势与对他们自己军队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追述》的作者们对其共产党对手有相当的赞扬。他们的评述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败于斗智又败于斗勇。据《追述》所述，在战斗之前，共产党要做广泛的准备。他们“充分地说明他们的想法，统一意志……研究地势，掌握敌人的情况”《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4页。。这种详尽的讨论与国民党保持秘密的徒然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说“至于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战前不谈论任何准备事项。由于内部的这种情报封锁，所有的战斗都打得糊里糊涂。我们甚至对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情况缺少经验”。同上，第125页。
《追述》说，共产党只有在他们持有优势的时候才展开战斗。一旦开始后，他们“不躲避任何困难，不吝惜任何牺牲，勇敢、坚决地进攻，不达到消灭我们的目标，进攻决不停止。但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迅速地毫不犹豫地退出战斗，转而攻击其他地区的我军”。同上，第78页。《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共产党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不平衡和守势之中。《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71页。
在战术上，共产党强调出其不意，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展开攻击。《追述》说：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首先采用奇袭，然后他们发起强攻。……在强攻中，他们为奇袭创造出机会”。国民党的将军们又补充说，但我们“总是进行阵地进攻，我们很少准备或采用奇袭或强攻”同上，第6卷第7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