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他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他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防部总政治部，《国军政治工作指导要点》，第6页。关麟征将军也认为，国民党并无任何因为缺乏装备而打败仗或丢失城市之事，共产党军队缴获并使用的大量美式装备显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2页）。”错误的战术和战略《追述》指出，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害怕近战，不敢进行夜战，战场纪律软弱无力，缺少灵活性。他们未能适当地勘察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讨厌在山区作战。《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8页。尽管这些批评是认真的，但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战术而在于战略，正如刘峙将军评论淮海战役：“战略失败远大于战术失败，战术失败远大于（单个的）战斗失败。”刘峙，第173页。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就过分铺开了它的部队。由于企图控制太广泛的地区，军队在各地都显得薄弱。《追述》写道，它的“延线占点”的战略最初是“政治要求”——大概是指马歇尔调停——的结果。《追述》的作者们说《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7页。，因此之故，国民党军队未能紧紧抓住它的优势，在它对共产党人持有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夺取胜利。国民党军队能够轻易地迅速地消灭共产党部队——如果没有1946年1月的马歇尔调停的话——的看法在亲国民党的圈子里仍很有市场。这完全是荒谬的。至少是从3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就不断地宣称将在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内消灭“共匪”部队，在1947年及晚些时候，他们继续作这样的预言——当然，每一次都毫无结果。因此，他们指望在1946年初能比以往更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
此外，认为他们能够在1946年1月而不是4月平定共产党的主张，隐约地承认了国民党完全无能力战胜一支拥有挑战力的共产党军队。因为，即使共产党在4月份比他们在四个月前要强一些，但正如所有客观的评论家所估计，他们仍然要比国民党弱小得多。他们的军队少，武器差，他们控制的是国家次要的贫困地区，他们得到的国际援助也比国民党少得多。实际上，经过对东北地区共产党活动的仔细研究，梁思文（Steven。I。Levine）指出了共产党的虚弱：“到1947年中期，共产党在北满许多地方的权力基础仍是极不稳固的，一支稍有良好组织和良好领导的对手就至少可以战斗到使共产党在那一地区停滞不前”（梁思文《战争动员》，第5页）。由此可见，1946年停战协定对战争结果极为关键的主张是完全的诡辩。《追述》继续说，由于把自己分散于“点和线”上，国民党军队犯了把主动权让给了共产党的重大错误，国民党的指挥官们不是去进攻共产党，而是与他们拥有城堡要塞的部队在一起——通常是在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灭敌人。《追述》说，许多指挥官“过分注重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踌躇不前，并以对共产党之凶猛的恐惧感互相传染。结果，他们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共产党能够任意来往驰骋”《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33页。。
这种战略上的消极，与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起，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个难以应付的困境：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产党时，如果我们削减了各个要塞的部队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决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进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兵及时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这就使得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8页；第6卷第71—72页。缺少合作个人关系和派别组合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军队里各个部队的不同特性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他们的渊源如何，过去的敌意和猜疑——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指挥官之间以及地方指挥官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常常依然是强烈的。甚至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之间，嫉妒和敌意也在指挥结构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缝。
内战时期，在军队中占优势地位的能决定所有其他派系取向的派系集团是陈诚集团。陈诚先任军政部长（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后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至1948年4月），由此而扩展了人事权。那些不属于他的圈子的将军们说，他把军队的高级职务给了属于他的派系的黄埔毕业生，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经验有限陈诚特别喜欢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和胡宗南，其中只有胡宗南有相当的战斗经验（《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2页）。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经验的指挥官被降调到无关紧要的管理或训练岗位上。例如宋希濂将军，他曾是美国训练的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被调到新疆，在那里他只能指挥只有200名学生的一个军校。《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0页。《字林西报》也评论说，政府总是任命旧式的未经考验的军官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而那些在缅甸战役中闻名的年轻将军们大部分被调到管理和训练部门（《字林西报》1948年9月7日）。据说是由于嫉妒，陈诚解除了陈明仁将军的指挥，尽管他曾经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重大胜利。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4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1—472页。陈明仁后来在1949年5月起义倒向了共产党。孙震，第8页。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感到，陈诚最终任命他指挥一支非常残破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只是因为陈诚希望他被共产党人击败，由此而使他丢脸。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9—211页。
在战斗中，这些敌意和勾心斗角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着名的淮海战役中，邱清泉将军受命去援救被共产党包围的黄伯韬兵团。但是，邱在10天里只前进了8英里。当黄伯韬自杀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队向共产党投降时，邱离他还有12英里的距离。据称，自从黄接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殊荣誉以来，邱一直嫉妒他。当他第一次得到黄的兵团被包围的消息时，据传他愉快地评论说，现在黄能够证明他是否确实值得授予那些给予了他的荣誉。冯亦鲁，第65—67页；柯乐布，第392—393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6—477页，对于邱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