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的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时，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了，土改斗争结束，“浮财”等土改斗争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将小册子宣读，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份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东西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仓促分掉了，肯定会伤害一部分好人。
通过以上事例说明，在极“左”的时候，群众仍然扞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各种办法保护干部，维护农民的劳动果实。
叶剑英纠正“左”倾错误约在1947年夏初，康生离开临县。秋初，土地改革在全县展开，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极“左”路线进行，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没收工商业，不少干部受到迫害。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报告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五部分讲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改不能彻底。”《叶剑英的光辉一生》一书中谈到：“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780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结论。
这时，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基本结束，土改工作团县团部和县委在三交镇召开土改整党总结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县工作团团长赵林去参加分局会议，指定我和工作团副团长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八九个区委书记、区长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并说：“你们作出回答也不能算数。”我劝大家继续开会，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的，应该对会议负起责来。”
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他当时主管军队工作(时任总参谋长)，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一再婉言谢绝。我再三恳求：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叶剑英于是答应请示中央后再决定。他让我回三交镇把在会上的区委干部找来五六个人，当天下午召集座谈会。参加会的人有刘万山(时任区长)、刘运通(时任区委组织部长)、任泽(时任区委书记，后任内蒙自治区任县公安局长)、高务凯(时任区委委员)、赵应元(时任区委书记)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等中央后委成员都听，边记录，有两位速记员在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