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抵制过火行为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着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
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
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表示：同意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19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