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