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