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首相崔昌益(莫斯科派)于6月8日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徐辉、尹公钦等延安派干部则私下串联，组织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奉的支持。当时对金日成政策的不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平壤市几万名工人受到波兹南工人的影响，也要组织游行。劳动党平壤市委5个常委中，有4人表示同情工人，为首的是副委员长洪淳宽。
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检讨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国，崔庸健立即出卖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日成全面报告了国内的危急情况。金日成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他们的宗派和分裂活动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奉放弃了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采取了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
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在报告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八月危机：“延安派”出逃中国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会议作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同时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
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