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血腥的镇压，汉人终于屈服了，从此留下了一个耻辱的标志：拖在身后的长长的辫子，外国人称为“猪尾巴”的怪物。呤利在他的书中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剃发、蓄辫……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太平军那些不再剃头蓄辫的男人和天足的妇女成了呤利眼中“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51、52页)。
历史真会同人们开玩笑。三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为了卫发而进行过殊死的斗争，不得不拖了三百年辫子之后，他们却又为有了剃发的告示而“欢呼称庆”。这就不禁使人联想到那位站惯了不会坐的贾桂，联想到清朝被推翻后某小民悲痛于从此享受不到打屁股的待遇而恳求衙门再赏他一次打屁股滋味后的幸福感。在鲁迅笔下，假洋鬼子的母亲因为他剪了辫子而大哭，老婆也因此跳了三回井。与此同时，还遭到人下人阿Q的深恶痛绝，累及钱太太也因为没跳第四回而被斥为“不是好女人”。杭州人的“欢呼称庆”肯定与此有关。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除此之外，太平军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反作用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太平军坚决不再剃头，后面不再拖一条辫子以示同满清划清界限，因此被称为“发贼”、“长毛”。在当时，这确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本来应当接受清初那场教训，不必把区区的剃与不剃问题上纲到敌我矛盾，又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不留发者不留头地走极端。太平军不得人心的做法之一恰好是“贼所过，尽杀剃发人”(《花溪日记》)。两军拉锯地区的群众，更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清兵来，不剃头的有“通匪”的嫌疑，杀；太平军打回来，又因剃了头而被杀。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谈到这种“百姓则皆已剃发，不能远避，惨遭其毒”的想作顺民而不得的苦处。在这种情况下，把不剃头看成是归顺太平军重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志，这怎能不加强拖了三百年辫子的百姓的反抗心理？要不然，杭州百姓怎么样也不会在家破人亡的动乱中竟“欢呼称庆”起来。读太平军的有关史料，常常感到他们(特别是洪秀全)往往把一些不急之务放在重要(或首要)位置上，忽略了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些措施。仅从这一细节看，太平军的失人心以致被消灭也就可以理解。
半个世纪后，民风大变。西风东渐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在某些人看来，辫子已经成了丑陋的象征。于是有了蒋芷侪写于宣统三年的《都门识小录》记录下几个关于剪辫剃光头的故事。其一说，在北京读书的朱某同本乡韩家小姐订了婚。放年假回乡时，老丈人发现他成了个光头，气得要退婚。韩小姐以“一女不能事二夫”为由，“剪发请为尼”。老丈人大窘，只好把女儿嫁给朱某。“含卺时，贺客多以思凡谑之者。一学究曰：此正所谓结发夫妻也。或曰：彼此无发可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