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赵明山的家，这位1980年落实老红军待遇开始发放补助的老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到补助了，本溪是个工业城市，和全国其他工业城市一样，1990年代末，也在下岗的大潮中挣扎，整个县财政都困难，很多人发不下工资。
赵明山的房子漏了没钱修，他告诉张正隆，头痛病犯起来，想买三毛钱的止疼片都买不起。采访结束，临走时，张正隆给赵明山老人留下一百元钱，老人说什么也不收，他说他是享受政府补助的人，只收政府给的钱，个人的钱一个也不要。推搡半天，陪同张正隆一同采访的县武装部的一位科长说：他的官呀比县长都大，钱比县长还多，他就代表政府了。这才在推推搡搡中把钱硬塞给老人。
复原“九·一八”之夜与没有资金相比，找人更加困难。
张正隆几乎到了逢人便问的程度。这种“每事问”的态度，有时能带给他天大的惊喜。2000年5月，东宁县请张正隆去采写一篇日本人在东营筑要塞的作品。他就向对方明确提出来，你们得帮我找抗联老战士。东宁县武装部真的帮他打听到一位，93岁的陈广忠，当年北大营7旅通讯连战士，原籍河南，年轻时从张学良招兵来东北，说着一口东北话，耳朵已经失聪。待张正隆到绥阳镇见到陈广忠，大喜过望，他是1931年9月18日北大营事件的亲历者，当晚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腮，满口牙顿时没剩几颗。那个晚上，最关键的两个小时，日本人如何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北大营的，陈广忠记忆犹新。
正是这一人证，使张正隆在查阅了无数资料也无法复原的北大营现场复活了：
9点，熄灯。
10点多，西南方传来爆炸声，接着是密集的枪声。
陈广忠所在的7旅是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式军旅，常有外军参观。是夜，长官告诉他们，那是日本人搞演习。结果炮弹就落进大营了，有人伤亡了。长官还是喊“原地待命”。动作快的去拿枪，床上床下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衣服没穿上就被冲进大营的日军打死了。服从命令的军官还在原地“挺着死”，结果死的死，俘的俘，还有被部下架出去的。
仓库里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
陈广忠说：“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在找到陈广忠之前，所有资料、电文只能告诉张正隆，那一夜，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带着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听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他到北平还带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
另一位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家服丧。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父做寿，“九·一八”当晚在家应酬。
当晚在职位上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之后即当了汉奸。
活着的陈广忠，把故纸堆旧电文中的“九·一八”之夜，变成了战场。
抗联十四年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之夜开始，就进入了抗战，东北抗战的时间，比全国的八年抗战早六年。在东北抗日联军组建之前，东北各地已有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张正隆在讲到抗联坚持斗争的残烈时，提到了长征。长征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抗联则是十几年如一日在酷寒的环境中与日军抗争。他们在被逼到绝处时，唯一的活路就是往更深的山里钻，钻到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去喘口气，再跑出来打游击。他们也往草甸和泥淖里逃，穿过泥淖去找额伦春和达斡尔人要点吃的，让他们指条路出山。因为要豁出命去，所以这些地方，日军是走不到的。抗联战士只能在“要命”的地方，和日军周旋、打游击。
没有食物，饿死的人比战死的人多，人吃人的事也发生过。张正隆找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战士，他什么都不愿意说，而知道他的一些老兄弟，全向张正隆指证：他吃过人，就是他吃过人。张正隆说，不吃，他当时就过不去（生死关）；吃了，他一辈子都过不去了（良心谴责）。
中国战争年代，各种激进的错误，在东北抗联也同样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