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张正隆正在北京的《解放军文艺》改稿子，总政要派创作人员到中越边境正在打仗的法卡山进行报道，问他去不去。他跟沈阳军区请假时特意说“不要让家属知道”，他怕家人知道他上了前线会担心。
1987年，总政组织出版一套《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张正隆的工作，是完成其中的“辽沈战役”这部分，就是后来着名的《雪白血红》。而正是这一本书，不但改变了他认识历史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实事求是接到写作任务后，张正隆集中一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辽沈战役的亲历者，做了一百多万字的采访笔记，但是到写的时候，他为难了。他采访得来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他此前所知道的这段摧枯拉朽所向无敌的革命战争史。“战争太残酷了啊”，《雪白血红》出版22年后的今天，提到这段历史，张正隆还是会压低声音、身子前倾，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不仅是残酷，使张正隆为难的还有，他的上百个采访对象多多少少地都与“四野”有工作关系，他所查阅的资料，涉及大量林彪与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中央之间的电文，都是当时从未披露过的。张正隆说，“我写《雪白血红》的时候，查看资料，采访，发现了许多从不知道的历史”
“这么写，会不会打棍子？我岳父是农民，他就告诉我，不能这么写”，张正隆说。
怎么写？
那是一个正在讲“透明度”的年代。
张正隆碰到问题时，就跟解放军出版社联系，解放军出版社的回复很明确：“实事求是”。
“这是总政下的任务，我觉得是有国家支撑的，所以就敢写。”张正隆没有回避林彪是辽沈战役中主角的事实，没有回避国民党抗日，他说国民党纪律还挺好，能打。
但是在那样的大气候下，有“透明度”三个字和解放军出版社“实事求是”的要求在，他还是写了。
1989年9月出版的《雪白血红》，一下子震动了出版界、成为畅销书，但仅仅半年后，到了1990年3月，就有人告状，说这本书美化国民党、丑化共产党。书不让卖了，对于张正隆的影响是，后来他出的书，内容审查得更严了。
现在，问起他当时害怕不害怕，张正隆一点都不回避，能不害怕么？“当时我才43岁，还想进步呢。”
然而这番周折之后，张正隆仿佛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历史深处，颠覆性的东西太多了，历史里头都是新闻！我就留在历史里不回来了”。看到那些历史的真相，他说“也害怕呀，但历史它有那种魅力，我就像是跟它谈恋爱。”
张正隆说自己个儿不高，上阳台晒个衣服还得踮踮脚，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东北男人，寻找历史的真相，就是他的目标。
寻找抗联老兵1988年写《雪白血红》时，张正隆接触到了东北抗战史，已经开始了写一本东北抗联14年抗战史的构思，并从那时开始寻找抗联老战士。
由于《雪白血红》带来的强烈反响，一时间有不少企业和出版社要出资赞助他写《雪冷血热》，但是一听他的采访计划，要跑完50个县，得采访5、6年时间，写完要7、8年。所有争相赞助的人都不再提此事了。5年的时间，谁愿意拿本届的钱给后任打这个基础呢？没了赞助，又不是国家项目的课题，张正隆靠自己的力量采访了整整14年。
从1988年开始，他一个县一个县地在东北的大地上寻访抗联老战士。抗联战士本来人数就不多，在“自然法则”下又走了一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张正隆所拯救的历史，都是金子般的珍贵，尤其是还能谈得多的人，更是一座富矿。
寻找富矿的人，往往走在一片贫瘠的荒野上。
张正隆倾个人之力，想找到散落在五十多个县里的抗联老战士。往往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人，却已经只能歪在坑上坐不起来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曾参与到怎样的历史中，他们只能回忆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不知道自己身经过的战役有何意义、象征什么，因此，谈话没有什么“视野”，也没有反思，然而这种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生活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对张正隆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有的老人只能记起片段的东西来，要连缀起来，就要跟其他讲述者的故事相映证。这样的采访要反复进行，有位老人被张正隆先后采访了三十多次。有时白天没聊完，晚上接着聊，聊到后半夜走不了了，就睡在老人家的热炕头上。张正隆几十年没睡过热炕头了，睡一夜烤得上了火，起来后满嘴都是泡。
为了用自己有限的钱走到更多的地方，找到更多的采访对像，张正隆尽量节省开支。全家人都理解和支持他自费采访，但是现实很冷酷，他夫人是公务员，上世纪90年代时，工资一拖就拖几个月发不下来。张正隆在县里采访，就住5块钱一晚的旅店，坐蹦蹦车。
1990年代，他到本溪县桓仁寻访抗联一军一师的老战士赵明山，一军一师被打散后，赵明山回家乡当了农民。当时的本溪县已经有了桑塔纳和夏利出租车，可他花不起这么多钱，叫上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路“蹦蹦蹦”地到了村里。那时的电动车还没有铁壳，只是在车身外扯个塑料棚，在风中唏哩哗啦地响着。东北的寒冬腊月里，开车的和坐车的一个模样，全冻得“鼻涕啦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