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