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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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