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他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
这两个湖南老乡，战争年代里，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无湘不成军”，湖南这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南蛮之地”，近代以来，出了一拨又一拨的军事人才。其中，1955年授衔元帅的就有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则有六人：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与陈赓等几位老乡大将不同，他们(黄克诚除外)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不小的渊源，可谓知根知底，而粟裕虽然也是见面“泪汪汪”的老乡，与毛泽东的交情却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落草”，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山大王”毛泽东，但一来是兵头将尾的小小连党代表，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到底不是神，还没能一眼看出他的能耐。
他虽然也自觉以毛泽东为师，默默地跟着他学打仗，不断琢磨他运兵遣将的战法，但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却还不大熟悉这位勤勉的好“学生”。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①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②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连百来号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识人于落难之时。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1970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他最信任的正牌“嫡系”。
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表现平平，警卫的时候又没有“交心”的宽慰话语，显得有些木讷，与灵泛的同龄人林彪自然不能比。
不过，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
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罗荣桓“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这是后来毛泽东也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一年后的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
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还给毛泽东献了一条锦囊妙计，因此大获全胜，活捉了张辉瓒。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带红六十四师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打败了蒋介石的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将战况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请示写成短信，派通信员送交毛泽东、朱德：
总司令政治委员职部……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红)三军全无联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