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一下子就挑起这样的重担，确实非常困难。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在这危险的时刻，他更是毫不犹豫。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将以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责任最重：为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一起，率军团所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共6个团12000余人，从江西的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其后的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红军整个部队以甬道式开进，殿后部队每天要与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战斗，残酷激烈程度很多时候还要强过前卫部队。而生活供应物资却比前面部队差得多，缺吃少穿情况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军，随军带上了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医疗器械等笨重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这更加重了红五军团的负担。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可以说，陈云受命于党和红军十分危急时刻，又是在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万分艰难险阻的后卫部队担负最重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