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对美国来说，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只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外交上使中国比较被动，急需寻找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对抗的大国的外交改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双方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威胁——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