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