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人的个人的性格，就是说他这个人个性比较坦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会弯弯绕，所以他认识到什么问题了，他就会说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性格，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他有好多认识，就是1959年，1959年底，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后来又利用休病假的时候吧，他就去了海南岛，学了20多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当时有两个经济学家都陪着。所以他是一边学，一边联系大跃进的一些问题去那儿反思，所以他从那20多天认识了好多，就是从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好多问题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他有一些思考。
那么第三个就是1961年4月，他去回乡调查，他回乡调查这次前后一共是44天，然后其中有34天是在农村，就是老百姓的那个房子里，还有一个养猪场的空房子里，住了那么34天，所以他这个调查非常深入。
肖冬连（国防大学教授）：老百姓说，1953年大旱的时候，那些池塘里的水都干了，那么我们1960年的时候，池塘的水没干呀，旱灾什么灾害它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人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湖南农民，就是他老乡，老家农民跟他说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后来他姐姐也说，叫他小名也说，就说你们要给老百姓吃饭呐，所以他在下面是具体接触情况，这一个是他对于困难形势的认识，比毛泽东要更直观，更切合实际。
姚立文（时任刘少奇秘书）：他这个时候已经不考虑自己得失了，就是责任感，如果现在的语言，使命感或者责任感，使得他忘掉一切，全心全意，全副精力地投入这个克服困难，重振经济当中去。因为他想的是对人民负责，看到了国家的危险，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国民经济要崩溃，要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所以他是带着这个情况来做。
解说：由于刘少奇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对书面报告另做发挥和说明，因此他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其中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补充和说明，而他的补充和说明，在很多人看来却是非常尖锐，但也非常深刻的。
肖冬连：我感觉到首先是有这么几点是比较尖锐的，第一点就是对形势的判断，他说现在还是一个很严峻的形势，是很困难的，相当困难的，表现困难表现在吃不够、穿不够，用不够老百姓，这个形势的判断，这个应该说比他的报告里面，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第二个就是他讲的造成困难的原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他把6月12号的那个说法，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这个呢，七千人大会说这个话，和在他那个小型的中央工作会上说的话，这影响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个很小的范围，都是中央领导在省省委书记这一级的，那么现在是地委员、县委书记，这等于说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讲这个事儿。
白玉洁：他肯定天灾不是主要的，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要的，典型的说法是，从他到他家乡调查去，农民口里得到的他接受了，叫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陈晓楠：1月26号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且决定27号下午四点开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的报告。可是呢在27号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两点开始，刘少奇连夜争分夺秒地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号下午两点大会开始之前，送给了毛泽东审阅。
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之前，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了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的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
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和其他常委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呢，是昨天常委会定的，而且一个粗略的提纲，也看不出刘少奇到底要是讲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王双梅：比如他后来回了他那个老家，和他小时候的发小，就是儿时放牛的朋友，那个小伙伴一块谈，就问他们这个大跃进这几年的问题什么的，他们就和他直（说），因为这个都是儿时的伙伴嘛，就没有什么隔阂，都敢说真话。
有一个李桂生，他那是一块放牛的小时候，就告诉他说是，少奇问他引起这个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李桂生就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感触非常深。
肖冬连：第三个就讲错误和成就的比例，不能说是1：9，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有的地方是三，成就是七错误是三，有的甚至更高，成就和错误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