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我被发配到了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六年劳教生活。那一年也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医务所设有一个太平间，凡是垂死的饥饿病人都从临时病房转移到太平间，再死定后拉出掩埋。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幸亏农场医务所一位出诊大夫经常从大车队带回饿死的牛马骨头，我们把骨头砸碎熬骨髓汤喝，终于熬到了1961年春节。
劳动教养期间，最大的打击便是和妻子离异。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社会对她的压力我能理解，妻子生性好强，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军人”的丈夫，她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心灵受到摧残。1949年，遭逢命运大变之时，她尚不满20岁。饱受刺激的妻子后来得了精神病，不到60岁便离开人世。而我则从38岁离婚后，再未结婚。
1965年，劳改结束，我用两条腿走遍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包括香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又被遣返回山东老家时，我已离家三十年整。亲人都不认我，都要跟我划清界限。连我的老母亲，直到去世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儿子。日本投降后，我原想能够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结果却孝母不能，这是人生大恸。1965年秋，我下到西王庄公社，开始时还不错，做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每月大队还补助两块钱。“文革”后，我整天下地劳动，掏大粪、养猪、种棉花、修堤坝。
1980年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直到1980年，我才完全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而待到1988年，我才得以和亲生女儿相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信都要通过亲戚转交，以免连累她。女儿12岁时，还独自到茶淀农场看我，我要上工，迫不得已把她反锁在牛棚里。1965年遣返回老家前，我还以“叔叔”的名义看望她。我们终于见面的那个暑假，女儿感慨，说海峡两岸隔绝了20多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相隔了20多年。
1992年，我7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枣庄西王庄中学退休。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亲戚朋友，无愧于任何人。一个人问心无愧，他就能活得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