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哥哥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谋得警卫的差事，我们把家迁到了峄县三清观，我这才开始上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全中国震动。我还记得老师们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十四岁时，我初小毕业，升入峄县北街高小。当年国共两党纷争，连我们这个县城小学也波及到了。老师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学校里，老师做时事报告，常对我们讲江西“剿共”的事，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来总是无动于衷。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已经读完了《四书》，并幸运地进入了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每月补助六块现大洋，母亲很高兴，我则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和自修，阅读了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的着作。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南京有中央广播电台，图书馆为了宣传抗日，专门购买了一架晶体管收音机，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收听电台记录新闻，第二天一早，再写成大字报，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张贴。那时我十分自豪地向人夸耀，我参加抗日宣传了。
跪别60岁老母亲流亡抗日1938年3月，日本人攻占了峄县县城。受到《大刀进行曲》、《九一八》这些抗战歌曲的鼓动，青年人都待不住，一心想杀敌报国，我也不例外。
1938年5月，我跪别了60多岁的老母亲，孤身一人从峄县出发，一口气走到了徐州附近，恰好赶上了国军主力沿平汉路撤退。逃难的大潮也随之汹涌，老百姓白天黑夜都跟着部队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疲乏极了还得走。那时我总感觉到渴，到一个村庄就赶紧找水井喝水，其实是因为流汗消耗太大，怎么喝水也不解渴。
我从山东走到江苏，在宿县越过津浦铁路到达了皖北，又从安徽走到河南，徒步一个多礼拜，母亲给我做的那双鞋都穿洞了。一路看见地里冬小麦黄得都发干了，但是没人敢停下来收割。
走到河南潢川以后，我报考了战干团，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里收容流亡学生和华侨青年。那时全民抗日气氛高涨，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确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急需建设青年后备力量。战干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本来只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由于战时人才紧缺，实际录用时降低了标准。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凭借勤奋自修，发榜时居然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