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长期参与侵华战争，日军投降前曾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战后，其存留的部分日记与札记，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成《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一书。
所谓“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参考冈村日记及札记中对国军官兵的评价，对今人理解抗战，当不无裨益。
1、冈村宁次认为：汤恩伯“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
冈村日记及札记中，提及最多的国军高级将领，乃是汤恩伯，冈村说：“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
关于汤恩伯的作战性格，冈村的理解是：“汤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将军，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击，便亲自率领大军进行反击，后来在1944年的河南作战中，我也利用他这一性格取得了成功。”
冈村还提到了胡宗南：“汤恩伯……与胡宗南同是蒋介石嫡系中最杰出、最受信任的将军，蒋介石经常把汤恩伯军调往第一线，胡宗南军却不常在第一线出现，始终驻守在西安附近，监视延安的共产党。(这次河南作战，胡仅派出一、两个师)”
所谓“这次河南作战”，系指1943年4月，日军5万余人，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国军太行山游击根据地实施围攻，此役，以庞炳勋、孙殿英为首的8万余非中央嫡系部队投降，唯胡宗南部四十五师虽遭重创，残部仍坚持游击达数月之久，“粮竭弹绝，官兵尽食野菜……师长胡长青因饿加病送回洛阳，副师长凌冬青因身体衰弱无食，活活饿死。……从5月至9月，……踏遍了太行山的重峰叠峦……两个月未见一粒粮”，最后仅剩280余人走出太行山。
对庞炳勋、孙殿英等降将，冈村的观感似也颇佳，冈村说：“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冈村此处，显然忽略了“保存实力”与“预留退路”，也是这些前杂牌军将领们不愿与中央军作战的关键因素。
2、在给蒋的秘密文稿中，冈村盛赞“中国兵”最强，批评高级将领
日军投降后，何应钦曾密嘱冈村，以对手的视角，写一篇针砭国军病症的文章，据冈村自述，文稿写成后，因“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氏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
迄今，文稿具体内容，仍是未解之谜。
惟1956年，何应钦与冈村有过一次谈话，对文稿内容稍有论及，冈村谓：“我在里面曾提及过去和日军打过仗的，中国军队最强，俄、英、美次之。”何应钦则说：“是的，您也提及最强的中国兵负于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
此外，再无只字披露，不过，考虑到冈村担忧“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故要求保密，该文稿对中方高级将领的批评，有可能相当严厉。
冈村对中国抗日将领的批评，虽不可见;但其札记中，尚保留有不少对中国抗日士兵的赞誉。
譬如：“(1938年)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9月份，我101师团在九江西南约三十公里的马鞍山附近，攻击凭借阵地顽强据守的敌军时，我一名大队长率十余名部下冲入敌阵，受敌军集中炮火攻击全部战死，以后，我军占领该地打扫战场时，发现中国军队已将我战死官兵遗体及其全副武装包括军官的军刀及其他装备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这使我军大为感动，中国军队的道义，确实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