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