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父亲被抓走后，梅魁的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幼小的梅魁用稚嫩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记者：自古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家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您是不是早早地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彭梅魁：我父亲被拖走了以后，妈妈整天站在大门口，往北看，谁喊她她都不理，也不跟人说话。家里的事情她也都不管了，后来我爸爸的尸体被找回来了，她就跑到山上，到坟前去哭。再后来我妈妈得了精神病，你喊她，她不知道，你哭她也不知道。我那时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