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与第一次相比，该期《时代》对封面人物毛泽东肖像的描绘，多了更深的、更为强烈的敌意。第一次，毛的脸庞绘以深铜色，有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浑厚；第二次仍为浑厚黄色，色调却偏清冷。第一次，毛泽东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侧望，镇静从容，与身后书写在红底上的四个黄色大字“民主统一”，互为呼应。第二次，毛泽东眼睛正视前方，多了强悍、果断，甚至含有凶猛。最显敌意之处，莫过于在毛泽东肖像周围，画上了一群汹涌而至的红色蝗虫。贬斥之意，显而易见——数十万中国军队，正是奉毛泽东之命入朝作战。
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中国不顾一切派兵参战，使《时代》关于封面人物毛泽东的报道，在叙述其经历时，不仅突出其军事才能与军事思想，还以明显的敌意将毛泽东与明朝张献忠进行比较，以此而强调其对战争、对暴力的欣赏态度。
军事力量——具体表现在中国红军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创造，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源自他的大量专业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总司令，他的杰出战场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一直接受着他的渊博思想的指挥。
关于游击战争，毛多年前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中获得教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为各地的同志写过一本军事论着《战略问题》(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泽东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译注)毛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是用来描述军事艺术。他曾写道“游击战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高度称颂武装斗争：“历时十年的共产党战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为之惊奇，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序幕，历史经验写在血与铁之中。”没有别的军阀比毛有更多的血迹斑斑，即使疯狂的张献忠将军也难以超过，张在明朝时屠杀了四川三千万人(据史书应是三百万——译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史称之“七杀碑”——译注)。(《时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从封面设计，到报道走笔，《时代》随处可见的强烈敌意，正是此时美国上上下下，面对中国出兵朝鲜战场而引发的震惊、气愤情绪的形象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