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几乎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三大运动以及紧随“三反”运动而掀起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同的是，三大运动所针对的分别是农村地主、敌国美国、国内敌对分子，“五反”运动所针对的是亦敌亦友的资本家，“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以及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工作人员。而这场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更是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中共进城掌权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权力寻租现象，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
现有关于“三反”运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介绍性的。即使是仅有的谈论这一运动的着作，也与学术研究相去甚远。[1]其中的一个关键所在，就在于它们明显地对这场运动本身的看法和理解过于简单化、概念化，没有注意到这场运动及其效果的极度复杂性。而这也正是今天面对几乎同样却严重无数倍的贪污腐败现象，一些读者寄希望于再来一次“三反”运动，而另一些读者则根本排斥这一被前者高度评价为“成功实践”[2]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镇反运动一样，在“三反”运动的发动和推进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厘清毛泽东在这场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不同阶段的意图和具体设计，也是厘清这场运动来龙去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环节。鉴于毛泽东对于这场运动的绝大多数指示或批示均已发表或已开放，从毛泽东与“三反”运动关系这样一种角度来具体考察促成这场运动跌宕起伏的种种内幕，已经成为一种可能。相信这样的考察，将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场运动的了解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