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12”。购买这批飞机主要是为了支援18军和平解放西藏。我们部队进藏运输比较困难，当时的民族政策是解放军进藏不能花人民币。所有物资如被服、粮食、饼干都靠空中运输，咱们的部队走到哪里，飞机就空投到哪里。
所谓高空运输机，现在看来升限太低了，爬上7000公尺都很困难。康定山口海拔7800米，所以飞康定山口就叫飞越天山，飞机只能从两山之间飞过去。我们开着飞机爬到云上往西一看，两个山口很清楚才敢进去，空投完赶快调头回来。如果天气不好，两个山口不清楚，或者云很低就不敢飞。我们部队出过事故，一架缴获美军的C46运输机，就在云雾中撞山了。
1953年春天，达赖来北京，我是机组人员。不过，达赖本人坐的是空34师师长胡萍开的那架飞机。那时候的运输机只能坐十几个人，随行人员近百人，只能一个机群，4－5架飞机。我记得飞机里头挺宽敞，都是沙发，比现在当然要简陋一点了，但是在当时是很高级的。那种飞机速度慢，时速只有22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高铁快。
在朝鲜一年半，执行中立国任务1952年，我从四川调到北京，改装“伊尔-12”，到1953年才完成。我带了一个中队、六架飞机，到丹东待命，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可还没来得及入朝，朝鲜空军出事了，朝鲜一名飞行员驾机叛变投敌，飞到南朝鲜去了。连累我们进行整治检查、清理队伍，后来把六架减到四架，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进了朝鲜没几天，朝鲜又有一架飞机叛变投敌。我们又受影响，四架飞机回来，重新整顿，人员也重新调配，飞行员的政治条件就要求更高了，四架飞机的机长是四个大队长。
我到朝鲜时已经停战了，我们主要执行中立国的任务。当时是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尼泊尔、土耳其。北边有五个口岸，南边有五个口岸，我们在朝鲜这边的口岸执行接送中立国人员、撤兵、撤回物资。当时还有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驻守，所以我们还负责运入物资。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2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比较大，安全性也好，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