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时，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演义》作序指出：“关张之义，尤宜尚也。”经过罗贯中艺术加工的关羽形象正是忠义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统治者加强 思想控制而大走红运。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时，将其神位晋级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敕封令下， “关帝庙宇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风刮进宫廷，明天启年间(1621-1627)，“宫中竖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关羽更是卖力，究其原因，似与清之立国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个《三国演义》迷，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在统一关外的战争中，努尔哈赤所率领的旗兵几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了神化自己，把人为的胜利因素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成得到关羽神佑。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 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为“忠义神勇关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为“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 立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比肩。
既然关羽之“义”是封建统治者吹捧出来的，为什么民间也奉行不悖呢？这当与唐宋直至明清时代的社会组织变化有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同刘备曾 “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小说据此衍化出一系列的义举，如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义释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岗更是对此推崇备至，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 “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
明清时期，城市无业游民与帮工日益增多，为了增强谋事的力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帮会。帮会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与异姓诸家，较难纯粹利用原先的血缘乡里关系 作为维系的纽带，往往转用江湖义气作为团聚的手段，称兄道弟的异姓兄弟多了，这得通过结义的形式聚会一起，就是拉帮结派或秘密会社聚众的一种常见手段。异 姓结为金兰，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与共、亲如一家。刘、关、张结盟时发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结义誓言，就是明清之际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