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珏被公认为“北京校花”，背地里则称马裕藻为“老丈人”。
据马珏回忆：当时北大女生极少，“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
当时北大依然是男多女少的格局。到马珏上北大时，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一个“到”字。
周作人与马裕藻同事多年，又同为“章门子弟”，对马裕藻了解极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了老马的一则轶事：“他有特别的一样脾气，便是所谓‘誉妻癖’。”所谓“誉妻癖”，说俗了便是逢人便爱说“老婆是自己的好”“内人如何如何”云云。此外，马裕藻对两个宝贝闺女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据马珏回忆，当时父亲曾这样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马珏读政治系，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马珏当公使，可以当个带丈夫的公使;马琰学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进入北大后，“身材亭匀，长相清丽，是一位大方端庄的江浙女子”的马珏被公认为校花，人称“马皇后”，背地里则称马裕藻为“老丈人”。马珏的玉照也曾两次刊登在天津《北洋画报》。其实，马珏在入北大以前已是北平小报上的明星少女了。当时由成舍我创办的《世界画报》就经常报道马珏的行踪。不管是她看一场电影、逛一次公园，或者是去东安荣华斋西点铺吃冰激凌都要派记者跟踪报道一下。
马珏在北大校园里之所以引人关注，不仅因为长得好看，而且在校园中活跃也是备受追捧的主要因素。马珏学生时代曾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据马珏回忆：“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 溥侗即红豆馆主，人称“侗五爷”，为清室贵胄，曾任顺天将军，与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被誉为“民国四公子”。
1930年，清华大学聘请溥侗到校担任曲学导师，并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处教授昆曲，马珏正是在这一时期随侗五爷学的昆曲。据曾与张中行同居的杨沫在《花蕊》一文中记述，“还记得和我一起学唱昆曲的有当时北京大学著名的校花马珏。能和一个漂亮姑娘在一起学习喜爱的昆曲，我更加高兴了。”
三、得知马珏结婚，鲁迅不禁怅然若失，曼妙浪漫的故事戛然而止。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
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
1926年元月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据说，《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