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两汉时期，大陆汉族人称台湾为“东鯷”，而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当时，大陆经常有航海、求仙者到达台湾。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决策派军队驻守和经略台湾的，当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
孙权，字仲谋，三国时期东吴的开国皇帝。公元200年，他十八岁时继承了兄长孙策的基业，成为东吴之主。孙权不是坐守江东一隅之地、安于先辈功业的平庸之君，而是一位目光长远，胸怀大志，很有才干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吴国的国势逐渐强盛起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生产也有了明显的发展。除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以外，他更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水军，很注重经略海洋，曾派使者到达过海南、南洋群岛，开创了与南海诸国正式的经济、文化往来，并在开辟江南和发展航海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东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以水军立国，拥有战船五千艘，其中大型战舰高达五层，可载兵三千人，这在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支颇具规模的海军力量。地理形势加之个人的志向，决定了孙权不会把目光局限于争雄内陆，向海洋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孙权统一中国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曾派将军贺达、孙怡统兵万人渡海到达辽东半岛，派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前往海南岛。在海洋方向的顺利发展，使得既关注于扩大自己的领地，又钟情于海洋事业的孙权决定渡海前往夷洲驻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的重要决策。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即公元230年的春天，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在海上，……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段记载表明了自秦汉以来即与大陆有交往的台湾，到这时又与大陆有了更深的联系，这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到达台湾，欲将其置于祖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实际上，到了黄龙二年正月，孙权终于正式决定经略台湾。他选择了能熟练运用水军，且富有冒险精神和独断能力的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担此重任，并对他们寄以厚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载着万名水军的东吴船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前人寻求不老仙丹的航路东进出发了，经过数日的航行，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行动之一的海上行军终于到达了夷洲，登陆以后，卫温、诸葛直命令在海岸附近扎营，并开始了在台湾近一年的经略活动。这是中国大陆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驻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位将军率领甲兵万人前往台湾，驻守还不到一年后就回来了，而回来时只剩下几千人，孙权不能容忍这样的结局，以违诏无功之罪将卫温、诸葛直二人下狱问罪。卫温、诸葛直，这两位失败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悲壮的远征。但是，他们毕竟揭开了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的序幕。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中国历史上大陆第二次准备派兵前往台湾驻守的是三百多年后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他在位时期，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代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此时，隋朝已经将“夷洲”改称流求，一直沿用到宋、元和明朝中叶。明末清初，改称台湾。据《隋书·流求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的。
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
第二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
据《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朝廷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琉球上层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遇阻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
其实，隋炀帝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在于让台湾臣服，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气，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应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而只为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徒劳。由于没有留下驻防台湾的军队，没有设置相应的官府机构，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大陆武装离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接触又重新被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所阻隔。尽管如此，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毕竟给后来的大陆的朝野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民情的机会。
在此之后，历代王朝都对台湾十分关注，唐朝和两宋时期，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更加广泛，大陆商人曾频繁到台湾谋生。到了元朝至元年间，即公元1264年至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最早在台湾正式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从此台湾正式纳入祖国的行政序列。应该说，正是东吴大帝孙权的远见卓识和隋炀帝杨广的前赴后继，才为后来的这一切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