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撼动了统治基础
这本书开篇第一章就是讲嘉庆皇帝，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性腐败。而要治理这个腐败，要从制度建设出发，才能治本。否则不论采取多么激烈的手段，或者多么出奇的办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庆皇帝反腐为什么失败?他上台后抓了和珅，做得有声有色，可后来却出现了“嘉庆中衰”，因为他没能把反腐进行到底。这不是说他抓了一段贪官后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贪官这种方式来反腐，没有反思到腐败背后的制度问题。
嘉庆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制度性腐败?这里涉及清朝财政制度的演变。康乾盛世后，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3亿多，物价也增长了3倍，因为清代随着海外贸易增多，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前后100多年，推动了物价上涨。
嘉庆错过了历史机遇
这意味着，官员的生活支出、衙门的经费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长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个政策?因为清代认为明朝灭亡原因，就是因为对百姓剥削过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孙限制死，永远不许给老百姓增加税收。
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但这就导致清代财政制度的僵化。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满足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员自己找辙。怎么找呢?还是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正税不允许增加，各地官员便想各种办法来收费，后来这方面的收入远超国家正税，而在表面上，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官员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庆皇帝也想从根上治理这种腐败，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赋的原则，他本来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来提高税收，让国家财政运转变得正常起来、顺畅起来。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嘉庆显示出来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不合格，因为他的观念、学养、视野导致他的头脑过于僵化，他写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员不要贪腐，也杀一些贪官，树了清官的典型，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嘉庆时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乾隆晚年带头腐败
乾隆四十多年时，朝鲜使臣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官不贪了，每件事都明码标价，而此前官场非常的清明，从清明转向严重腐败，也就10年时间。
为什么如此短暂时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王朝的面貌与皇帝个人精神面貌之间有直接联系。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过古稀，精力不济，从早期勤政转为晚年的懈怠。
乾隆早年非常勤政，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等大臣们上朝，往往是他等了一两个小时，大臣们还没到齐。而他晚年就不一样，在谕旨中经常指责大臣给他上的奏章叙述某件事情太详细、太啰嗦。
此外，乾隆本人带头腐败。皇权专制就是把天下的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人,这不是我说的话，是黄宗羲说的话。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专制制度为什么最终不能避免腐化，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