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其中，党内“左右派”之争尤烈，右派对廖仲恺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仇恨左派的“阴谋家们”，在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之后，于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廖案”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
廖仲恺的危机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廖仲恺不仅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更深陷派系纷争的漩涡之中。他因何被刺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容共”态度鲜明，他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一时甚嚣尘上。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之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以及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后，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号人物。当时廖仲恺采取“拥汪”立场，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驱逐滇桂军阀和改组政府牵涉广泛，并对大局产生了震撼性影响。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因此，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滇桂军阀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敌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国民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指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而后，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与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真是恰如其分。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是有道理的。
胡汉民兄弟的嫌疑
“廖案”发生后，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涉嫌人物。有反廖言论的胡毅生很快被锁定为重要追查目标，这条线索随即追到胡汉民的头上。胡汉民于是更被牵进案中，被怀疑是刺廖的主谋。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在“廖案”的涉嫌者中，胡氏兄弟首当其冲。
那么，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刺廖。胡毅生潜逃后曾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
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时，胡毅生似乎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陈公博在那次大会上曾应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作“关于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陈对胡毅生的定性，仅仅是“无聊政客”四个字。他当时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的名单，无论是在“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