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当然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气。
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恃才傲物，与宰相王钦若不相得，王钦若一进办公室，杨亿就扬长而去，根本就不理这宰相。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百官都写诗相赠——这是当时的官场礼节，唯独杨亿不送诗。宋真宗对杨亿说：你就赠他一首诗吧，不要这么意气用事，要讲大局，讲团结嘛。杨亿对皇帝的话也是不听，“竟不肯送”，不写就是不写，皇帝老子也勉强不得。
按宋制，翰林学士有草诏之职。一日由杨亿起草《答契丹书》，杨用了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对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语嘲笑之。次日，杨亿提出辞呈，说“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字，我辞职吧”。宋真宗只好挽留这位大才子，又对宰相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宋朝“有气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杨亿一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皇帝随手改谥为“文正”。旧时谥号乃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文正”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北宋一百六十年，谥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师，要给最高评价，但士大夫不干了，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权。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谥?最后，夏竦改谥为“文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