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的富，自然来自强大的生产力。
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皇帝经常不管事，大臣热衷互相掐，间或还有太监秀下限，时常的都不靠谱。但唯独靠谱的，便是更新换代的生产技术。从种地打粮到纺线织布，各行各业挨个数，全是琳琅满目的高科技。
尤其千姿百态的，便是传统农业：凿井浇地和水车灌溉在中国南北方全面铺开，轮作等耕种技术更进步神速，还有多种新型绿色环保肥料与土地增肥技术。农具水平更全面升级，生铁淋口技术造出的新器械，更加结实耐用，更出现好些新花样：强力的人力犁“木牛”，大功率的稻谷脱粒设备“稻床”，手摇小水车“拔车”。这些新型农具，早已达到了工业革命之前，传统机械动力的最高水平。
让当时西方传教士们开眼的，是好些突破性农业科技：陆续出现在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塘”，做到了桑鱼结合多种养殖，更借养鱼消灭了恐怖的疟疾。更强大的是稻种革命，北宋时期由占城传入的高产量早熟稻，在中国南方大地开花结果。这种最高可达一年三熟的宝贝稻种，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的普遍现象，这是一场意义堪比二十世纪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
这样强大的生产力，在同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更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利玛窦自己的书信集里，由衷的称赞中国农业的产量远超过西班牙。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里说的更直白：欧洲能种的中国都能找到，产量更比欧洲富裕的多，米麦鱼肉的价格都十分便宜。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描绘的更细致：不但有强壮勤劳的中国农民，更有各种大开眼界的农业器具。以至于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中国农民“都能使它有所收成。”
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记载，江南地区平均亩产量高达三石，最高产量换算成现代单位，有稻谷一千二百斤。嘉靖年间名臣霍韬的记录，珠江流域亩产最高水平更突破了十石。同样强大的，还有专业的农业人才：明末《沈氏农书》里记载，嘉兴地区的农业雇工，单人每年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有稻米五十六石，换算成现代计量，值大米八千五百多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