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前面，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加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为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人。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轰炸。日本人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