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晤的时间、人物和地点
虽然彭绪一有机会编辑《回忆录》和采访当事人，但是，周恩来和蒋经国会晤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这次重要会晤的内容等重要情节他所了解的也只是只麟半爪。
彭绪一向香港传媒提供的密晤的时间1963年12月，很快就得到了确认。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3年在北京正式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就有周恩来1963年12月的全部活动时间表。
经查证，发现该年的12月，只在上旬发现有一个周恩来可能前往南海的时间空档。周恩来的时间表是：12月3日晚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12月5日早晨，周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英国作家格林的电视访谈。接下去的记载则是12月13日，周恩来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塞尔总统和萨布里主席的邀请，乘飞机离开昆明前往阿联访问。屈指算来，周恩来在该月的所有外事活动中均排得满满的，只有12月6日至12日周恩来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这一时间周恩来就很可能从北京前往广东，从12月6日至12日，共计一周时间。除去周恩来从北京来广东并在广州的停留，以及从南海回广东再前往昆明的时间，其间能够用于和台湾方面会晤的时间，约在3至4天左右。这样，会晤的时间就应暂定在12月8、9、10三日为宜。
时间确定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会晤的国民党人士究竟是什么人？
经查，蒋介石在12月6日至12日期间，在台湾的时间表也是排得满满的。而且蒋几乎每天都有公开的活动。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在经过认真地分析以后，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和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早在国民党军队逃台之前，就因争权谋权彼此多有摩擦。到了1963年初，关系势如水火，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在与蒋经国政见两歧的情况下，陈诚不得不愤然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
陈诚去职以后，他依然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仍然有代表国民党前去会晤周恩来的资格。既然蒋介石不能前去，那么作为国民党元老的陈诚还是最佳的首选人物。而当时正欲执掌台湾军政大权的蒋经国，尽管是蒋介石的儿子，但他毕竟在国民党内不负有实际责任，即便蒋经国前去，充其量也只能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这样的分析，决定了陈诚和蒋经国共同前往南海与周恩来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只是陈诚和蒋经国不一定同乘一架飞机，或者同乘一舰。周恩来在南海某岛逗留的时间是3天以上，那么，陈诚和蒋经国完全可能分头前往那个小岛屿，或者是先后抵达小岛与周恩来进行会晤，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举行会谈的地点，在彭绪一去世前也没有说清。他向香港媒体人士透露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即说是在南海。不过，香港关心此事的人士仍然从彭绪一的简短谈话中，解悟出周恩来当年很可能和张治中等人去了东沙岛。因为彭绪一说周恩来在离开广州黄埔港码头的时候，由吴瑞林中将的南海舰队护卫，并且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一天半。
正是根据彭绪一的上述谈话，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在《开放》杂志上再次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
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地区，国民党也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而我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地区没有在任何岛屿上驻军。如果周恩来在距离广东黄埔港有一天半航程的海域里，寻找一个较为安全的会谈地点，恐怕也只有选中东沙岛。
另一个原因是，东沙岛也便于国民党参与会谈者的随时前往。此岛距高雄港只有240海里，同时该岛上又建有一个小型的飞机场，它无疑便于国民党要人随时从台北某机场起飞，其间只需要90分钟即可抵达。当然，以上所有关于这次高层会晤的人物、时间和地点的分析，都出于香港传媒人士对彭绪一先生从北京传出的点滴信息所作的诠释，这件事直到1997年底，尚未得到国共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权威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