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资料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进程之始远在明代以前，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而且，“江西填湖广”在明代也不只洪武一朝，几乎延续至明末甚至清初。再者，迁入湖广的移民，虽然江西占大多数，但也并不只限于江西一省，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陕西、河南及河北等省皆有。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浪潮由来已久，大规模的迁徙自秦代就开始了。“江西填湖广”就像“永嘉南渡”、“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一样，不过是古代移民史的一部分而已。
移民的原因有政府强迫，如秦朝的“移民实边”(移民三十万充实河套地区，移民五十万开发南粤地区)，但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或者躲避战乱，或者开垦荒原，既有政治因素，更多经济原因。
明代湖广地区之所以会成为移民的主要移入地，如果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需要外地人口补充的话，其实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要知道元末明初的战争最惨烈之地并不在湖广，即使湖广地区最惨烈之地也应该是今湖北地区的长江两岸附近。所以战争性的减员，其它省份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甚至河南、河北也不会比湖广地区少许多。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洪武年间的“江南填湖广”为什么会需要政府强迫执行。当时经过战乱大规模减员之后，江西地区的人口压力已大大减少，人们安土重迁的天性使之不愿迁徙，所以今天湖南方言将上厕所称为“解手”，与洪武时期江西人不愿迁徙有关(当时移民们被绑着手驱赶着迁入湖广地区，上厕所时需要将手解开)。但后来随着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加之江西地区文化发达，科举进士远多于湖南，达官显贵也更多，土地兼并因之更为严重，因而江西地区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江西百姓向邻近的地广人稀的湖广地区迁移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而明代湖广地区相对江西等地人烟稀少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
宋代以后，随着湖广地区的丘陵山地被开垦，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宋朝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湖面远远大于位于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到明代，洞庭湖就屈居第二了。洞庭湖流域及长江、汉江流域大量的圩田出现，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不断扩大。甚至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随着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适合于山地丘陵种植的物种从美洲的引入并大量种植，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所以圩田还在增加，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还在扩大，大量肥沃而荒芜的土地必然吸引更多的移民。
明代政府为了鼓励垦荒、增加财政收入也采取了如降低赋税等经济手段引导移民。
因此从永乐年间到明后期，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以及福建等省移民仍源源不断迁入湖广地区，应当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的自愿行为。
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迁入两湖的移民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百分之八十，而在西北部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中部有百分之八十强，而西部只有百分之四十。湖南境内移民的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安徽和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所以从移民分布来看，也可佐证其自发自愿的特征。
到了清初，湖广地区人口趋于饱和，而四川地区遭受明末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湖广地区也有不少百姓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所谓“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总而言之，考察“江西填湖广”这一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移民运动，战乱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根源却是经济因素。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长江下游的江浙、安徽和江西在南宋就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所以明代以前远比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广发达，人地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而相对开发落后的湖广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开发空间来接纳移民，因而“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过程，正是我国明代农耕经济由东向西不断拓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