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新“代理人”
由于重庆政府不敢冒然进行投敌活动,日本加速了寻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中提出: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主要有: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使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然而,这种傀儡政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严密控制,“各个政权的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但必要时,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相持阶段、一时无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降临、不可错失的兴奋。
于是,1938年11月,汪精卫派高武宗等人到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接洽投降事宜。11月12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内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日华协议记录》,称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俟机成立新政府”,实行“各自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这些字眼上的“平等”“和平”使汪精卫集团在走入歧途的过程中越陷越深。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而被日本所利用。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伪政权,并且公布了双方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等协定。日本企图借助这种“合法的”形式,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宣传都由他们严密控制的殖民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利用汪伪政权加紧对占领区进行大肆掠夺,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为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汪精卫集团却是跟着附和。他在1942年7月7日“纪念七七五周年”会上,声称为了“全面和平,防止共祸,扫除英美经济侵略”,要“在农、商业上努力生产,协力大东亚战争”,以期通过“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