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新“代理人”
由于重庆政府不敢冒然进行投敌活动，日本加速了寻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中提出：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主要有：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使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然而，这种傀儡政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严密控制，“各个政权的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但必要时，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相持阶段、一时无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降临、不可错失的兴奋。
于是，1938年11月，汪精卫派高武宗等人到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接洽投降事宜。11月12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内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日华协议记录》，称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俟机成立新政府”，实行“各自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这些字眼上的“平等”“和平”使汪精卫集团在走入歧途的过程中越陷越深。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而被日本所利用。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伪政权，并且公布了双方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等协定。日本企图借助这种“合法的”形式，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宣传都由他们严密控制的殖民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利用汪伪政权加紧对占领区进行大肆掠夺，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为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汪精卫集团却是跟着附和。他在1942年7月7日“纪念七七五周年”会上，声称为了“全面和平，防止共祸，扫除英美经济侵略”，要“在农、商业上努力生产，协力大东亚战争”，以期通过“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