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
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