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休息很快被林中的枪声打断了。一名苏联军士长命令劳曼起立并向林中射击者喊话劝降。劳曼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要么接受命令，站起来被林中子弹击中；要么抗拒命令，被苏联士兵枪杀。显然，后一种选择更危险。经过短暂的权衡，劳曼跳起来向林中喊话，但回应他的只有密集的炮火。幸运的是，只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苏联人将劳曼简单包扎后便送往附近的战地救护站。当晚，劳曼与其他战俘一起睡在了一个肮脏的羊圈里。劳曼说，“我遇到的都是温和的苏联士兵。能落入他们之手，我感到很幸运。”然而，这种幸运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次日早晨，劳曼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名苏军士兵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正与一只金黄色小鸭子快乐地嬉闹着。然而，当集合号响起时，那名士兵竟将小鸭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并用靴子后跟将其活活踩死。对于劳曼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瞬间。“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幕的主角竟然真的是一名俘获我的苏军士兵。我真的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从最初的震惊变成了警醒，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相处。我决定从那天起，要尽量顺从他们，避免遭受那只金黄色小鸭子的悲惨命运。”
劳曼被送往波兰瑞波仁市一家医院治疗。这家医院负责120名囚犯的管理与治疗。“我们所有人都是伤病员。在这里，我们的伤病也在一天天地不断好转。”医院的护士经常像命令士兵一样，要求战俘们干各种差事，比如协助将重伤员推进手术室，清洁地面，焚化尸体等其他重活、累活。劳曼意识到，这家医院对他来说更安全，说不定还是他能活下去的机会。于是，劳曼有意识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并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我不会放弃任何与俄罗斯人谈话的机会，我一直在努力学习。”
然而，其他一些战俘却并不愿意配合。一天傍晚，一名德国军官和他的士兵拒绝打扫医院卫生。他们声称，这种在晚饭后还强迫战俘劳动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劳曼与一些顺从的战俘开始打扫卫生，而那些反抗的战俘，包括那名德国军官随即被扫地出门，送往劳改营。有意思的是，这次事件也变相地改善了医院对战俘的待遇。“医院的犯人数量也因此减到了30多人。犯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平静了。我们的食物也更充足了，质量也有所改观；床铺被褥也足够温暖、舒适了；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看一些书。”
1945年10月，医院的一名俄罗斯少校告诉劳曼，他们将被遣返回家。当少校问劳曼是否愿意与这些纳粹党卫军一起被遣返时，劳曼答道，“为什么不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他们也有权利回家。”少校其实知道劳曼原来也是纳粹党卫军，刚才只不过和他开个玩笑。
1945年10月13日，劳曼收到了释放通知书。他和一位朋友一起离开了医院，向西部家乡方向前进。10月18日，他们抵达了已被战火破坏得只剩残垣断壁的柏林。但是他们还要前往法国，因为他的朋友是法国人，必须回法国办理正式手续。然而，当他们到法国军警局上交档案时，却被戴上手铐关了起来。
当得知劳曼是前纳粹党卫军士兵时，法国当局将劳曼和他的朋友投入了泰格尔监狱单独监禁并分别审问。在这间狭小的监室里，孤独和缺少锻炼成了劳曼不得不重新面对的新问题。“我无法与隔壁狱友交流。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窄小的格子。日复一日，不知何时是个头。我们在监狱里的食物少得可怜，只有等待死亡。但还算公平的是，即使是监狱外面的自由人，也是食不果腹。在最初的九个月里，身高6英尺的我，体重竟然降到了103磅。我的心情极度低落，精神也萎靡不振。”
在绝望之中，劳曼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引起典狱官的关注。他经常以头痛为名，向监狱医院索要阿司匹林并藏于他的监室里。当监狱方面查获了他的药品时，卫兵要求劳曼给出解释。劳曼便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自杀，看着我！”这一策略终于见效了，法国当局最终同意劳曼可以与其他犯人交流，并在厨房里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虽然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我还是不得不返回我那间小监室，但是我的精神和身体还是很快得到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