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年6月奉命进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
原国民党第184师在海城起义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军”即原184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所辖的第184师1300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笔者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