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接触并信奉“种族主义”，“黄帝子孙”的说法开始盛行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不过，梁启超等人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譬如，1897年6月，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康有为的“种族主义”思想更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既倡导种族主义，“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黄帝”应运而兴，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我国皆黄帝子孙”。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同祭黄帝，图为蒋介石手书“黄帝陵”
2、维新派口中的“黄帝子孙”包括满人在内；革命党人则拒绝承认满人是“黄帝子孙”
不过，康、梁口中的“黄帝子孙”，和革命党人口中的“黄帝子孙”有所不同。康、梁认为，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满、汉同属黄帝的后裔。但革命党人拒绝承认满族是“黄帝子孙”，邹容公开说满族乃是“西伯利亚人种”，章太炎说则强调纯血统的黄帝后裔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被华夏历史同化的所有种族，但满人拒绝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统治者自居，所以他们不能算“黄帝子孙”。
3、受西方学者影响，章太炎、宋教仁、梁启超等人还曾“论证”黄帝的家乡，在遥远的巴比伦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曾共祭黄帝，图为毛泽东撰写的祭文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以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在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不过，到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迅速抛弃了这种观点——章的解释是：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就同样是正义了，这对排满革命不利。
虽然“黄帝”究竟是不是巴比伦人，近代知识界一直要争论到1930年代才告一段落（并无结果），但清末民初的这场“种族主义”救国潮流，确实将“黄帝”迅速抬上了“国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陈天华曾在黄帝的肖像前如此恸哭：“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
4、到1920年代，“黄帝”作为“国族共祖”，其存在获得官方保护，持质疑立场的教科书被禁
历史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渐被纠正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动摇。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认为“（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结果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至此，“炎黄子孙”这一概念，获得官方保护，成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