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汉江川道，农民在田里播种，金灿灿的的油菜花，放肆的铺满了汉江两岸。一艘艘铁驳船从江面驶过，马达声响彻原野。眼前的汉江草长莺飞，凤凰山下，月道河上，早已寻不见一丝一毫战争的痕迹。
汉中古称南郑、梁州、天汉，是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的源头，也是两汉三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在汉末西北地区战火纷飞、腥风血雨之际，这里却在道人张鲁的引领下，如遗世独立一般，生长出一个充满魅力的理想国。
一、张鲁与五斗米道
张鲁（？—216年、245年或259年），字公祺，传说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后人、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祖张陵之孙。
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背井离乡，来到民风淳朴、山川秀丽的蜀地，在鹤鸣山闭关修炼长生术。某天，酣梦中有幸被太上老君发展为下线，为了扩大组织，创立了天师道，因为入教者需要交纳五斗米的会费，又得名“五斗米道”。
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在巴蜀一带做起了赤脚医生，一边买药，一边传道。而天师道则凭借神鬼之事的蛊惑力迅速在蜀郡（今四川中部）、巴郡（今四川北部）和汉中（今陕西南部）一带打开市场，一时间，信徒遍布四川。
当时信徒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张陵的长生术修炼的不怎么样倒是显而易见。张陵于公元178年卒，一年后，其子张衡亦卒。本来“五斗米道”理应由孙子张鲁接班，但此时的张鲁还不满十岁，年幼稚嫩，上不得台面，所以，教权便落在了张陵的另一个徒弟张修手中。张鲁作为教权的正式传人，他的存在必定是张修掌教的致命威胁。反过来，张修掌教也是对鲁母子的威胁，而张鲁母子显然深刻的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张鲁的母亲喜欢养生美容，颇有姿色，又通“鬼道”，是个神秘而美艳的女人。自丈夫张衡死后，鲁母便“往来焉家”，张鲁母子与刘焉家的关系逐渐升温，成为了刘焉割据益州的坚定支持者。
张鲁母子见信于刘焉，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寻求庇护；二是，借刘焉的势力，静候时机，夺回教权。第一目的非常现实，只有找到靠山才足以与张修抗衡。而第二个目的则需要漫长的等待，这一等便是十余年。
二、坐拥汉中的教主
公元190年，关东联军声讨董卓，关东与关西军阀混战厮杀，乱成了一锅粥。如此，地处西北与西南之间、“财富土沃”的汉中便成了割据自雄的佳境，而张鲁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191年，刘焉为了牢牢控制益州的北方门户——汉中，以屏障益州，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合兵同击汉中太守苏固。在张修杀了苏固后，张鲁一招黄雀在后又杀了张修，夺其兵众，在汉中站住了脚。就这样，一场血腥的夺权之战，却意外完成了教权的和平过渡，在五斗米教众看来，教权又回到了正宗传人的手中，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刘焉虽然表面以汉宗室自居，心里却巴不得早日脱离东汉政权的束缚，坐稳益州皇帝的宝座。不愿当“汉贼”之名，却又想得割据之实，拿不上台面的事自然都得由小弟张鲁来做，截断斜谷道，杀害汉朝使者，拥有两副面孔的刘焉把锅甩给了张鲁，摆出一副“五斗米道”又在汉中“造反”了，我是逼不得已才脱离汉朝的嘴脸。没想到，张鲁却也利用刘焉割据益州的企图，一步一步的实现着自己的愿望。
张鲁的确没有令教众失望，闭塞的汉中盆地在张鲁断绝褒斜道之后，成为了乱世中的天堂，对当时的五斗米教徒而言，那是一个幸福而又辉煌的时代。
三、乱世中的“理想国”
张鲁进入汉中以后，和刘焉父子保持了十年亲密无间的关系，直到刘焉去世，刘璋成为益州的第二代统治者。此时，张鲁在汉中羽翼渐丰，刘璋又“暗弱”，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终于，刘璋头脑发热，以张鲁不服调遣为由杀掉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成功打破了尴尬。十年之后，二人再也没有了拥抱的理由，张鲁切断了与刘璋的一切联系，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政治力量。
张鲁政权是汉末三国之初西部地区最具魅力的政权，是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其治下政通人和，“民夷便乐之，雄居巴、汉垂三十年”，这块西部最富庶、最安宁的地区在大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切，不仅源于占尽了天时地利，更在于张鲁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
政教合一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选拔那些信道虔诚并享有一定威信的长者来管事，否定压迫人民的封建官吏机构。这种淳朴、平等的思想让乱世之际的人民找到了精神上的皈依和心灵上的宁静，“民夷信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招徕人口
“诸祭酒皆作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流民俱欢颜，流入汉中的饥谨流民享受到了免费的自助和住宿。张鲁利用巴、汉地区“财富土沃”的优势，以宗教为纽带，把流民、饥民团结在一起，过起了平均消费的生活，这种带着“公社”色彩的经济共同体巧妙的缓和了当时最严重的流民问题。
寓治于教
对于犯小过的人，让他们从事公益劳动来自觉洗刷错误；对于触犯法律的人“三原，然后乃行刑”，就是先说服教育，你不听，再犯就再教育，这样重复三次还不改过的，才动用刑法。这种以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精神，让百姓从两汉冤狱遍地的惨境中得以脱身。
张鲁以德治国、平均主义的经济、政治纲领，让汉中这在那个战乱频仍，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年代变成了民风纯朴的人间天堂。汉中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夷便乐之”，甚至“朝廷不能讨”。
四、乐土的最终结局
“五斗米道”长期的宗教活动，为张鲁政权积蓄了力量，培训了骨干，巩固着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是，“五斗米道”登上权力的宝座后，却开始逐渐向封建化的方向扭曲，借助权力的淫威强迫人们信奉宗教，导致“流移寄居其地者不敢不奉”。于是，屠杀恶龙的男孩终于变成了恶龙，这一曾闪烁过大同理想光辉的政权，不可遏制的走向了人民的背面。
公元211年，曹操派钟繇、夏侯渊合力进攻汉中，张鲁为了自守，不惜损害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招降纳叛，还封马超为“都讲祭酒”，这个以流民为基础的政权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笑话。
公元215年，平定马超后的曹操亲率十万大军进攻汉中。无法与曹操抗衡的张鲁在阳平关战败后举众投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同中侯，邑万户”。张鲁终于走上了“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乃窦融，不失富贵”的封建化的道路，将巴、汉地区劳动者辛勤创造的财富变为向东汉朝廷邀功的资本，曾经的理想国，就在这样的蜕化和收买下，走到了尽头。
“乌托邦”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在《乌托邦》一书提出的，其中有诸如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劳分配等描述。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乌托邦”的思想，《庄子》的“无何有之乡”，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鸡犬相闻、安静祥和的生活，都是与混乱的社会现实深刻的对照。
而在汉末的腥风血雨中，张鲁曾据有一方乐土，一度治民理政，是当时一个存在30多年的“好地方”。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能让每一个人都吃上饭，的确不失为一件伟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