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１９３１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阴谋活动，挟持溥仪潜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剩最后又给外务大臣弊原发出长电，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密档中查到了这些电报，并将其引入证词。而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赖，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我方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讲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问得桑岛哑口无言，讪讪退下。
九·一八事变时，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曾讲了一些对土肥原不利的事实。土肥原估计这些东西可能被引入证词。为争取主动，他反守为攻，将他与李顿的谈话记录，作为申辩的根据。他说，记录中有李顿称道他到处奔波，维持地方治安的话，这说明他是有功无罪的。其实，这是李顿针对他到处搞阴谋活动而讲的讥讽之词。在那次答李顿的问话时，他矢口否认挟持溥仪到长春的事实，这又与法庭提出的实证及他本人承认的事实大相径庭，对此他更不能自圆其说。
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答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所以索性放弃了申辩权。我方检察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不舍，又揭露了在板垣任陆相时，他曾来华妄图促使吴（佩孚）唐（绍仪）合作，建立傀儡政权的罪行。
无论是土肥原还是为他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否认我方代表揭露出来的种种罪恶事实，如制造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傀儡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策划吴唐合作，搞伪政府；组织特务组织，大搞阴谋暗杀活动，等等。法庭依据这些确凿的犯罪事实，判处土肥原贤二绞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