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文革”是政治结论而非法律规范。
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义，被很多人说成是“彻底否定”或“全面否定”，本身就是错误的解读。
首先，它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发起、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方式，并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称全面否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其次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结论而非法律规范，这个决议只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效，对社会民众不具约束力。
同时，决议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痕迹很大，并不代表真理。
在全面否定下，文化大革命成了造反、揭发批判、批斗迫害、动乱等的代名词。无视中央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无视中央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无视期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说得一团漆黑。
后天而言，社会发展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问题，每场革命运动都有垢病。每个人都要面对历史的审判，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
就文化大革命而言，各种地位各种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过去的人有当时的环境和取向，现代和后来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反思历史，回望过去，探索未来都是一种社会主人负责任的态度
民主政治的建立包括党内生活都需要公平的政治环境，任何强权政治都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
研究历史把思维束缚在在统治者圈定的范围里，把统治者的决议当作尚方宝剑来斩杀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不利于对历史的研究。
政治权力可以判断历史，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种靠权力定义的历史不能改变历史，更无法堵住悠悠之口。
对“文革”需要从全面否定到全面反思。
一场社会革命运动除了统治阶级组织领导外，主要的实践活动由民众完成。
政治或历史学家们可以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和论证，参预其中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切身经历说出自己的思考，没有经历者也可以用自己的思维对历史做出判断。这是对历史的开放，也是思想普遍化的必然。
对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 “彻底否定”浪潮。由于“不争论”的政治高压，“文革”成了敏感领域乃至禁区。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言论自由更加宽泛的社会环境下，研究“文革”的禁区被打破，反思文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有些人看来，对“文革”只能说坏不能说好，只有恶而没有善。要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一切按中央决议的原则办事，
这样的结果是许多文革中的好人变成了坏人，而一些作恶者却成了英雄。
就历史而言，人们有权力要求真相。
民族的记忆既来自于官方的留史和专家学者的史书，更来源于无数个人的记忆汇集。
过滤历史和选择性谈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要求包括官方、学者及每个个体都有正确的历史认识，高尚客观有责任感的历史道德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也很难做到“旁观者清”，或者完全摒除自己的情感和倾向性。
正因为此，对“文革”的全面反思不在于观点如何，也不在于其是否真实客观，在于让每个人说话。
是非真假的判断在于受众，在于“真理越辩越明”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社会思想解放状态。
不求“还原”历史，但求每个人都有思考的权力。虽然政治问题兼听也不一定能明，却能给人留下分析的依据。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问题尤其是政治事件存在着价值判断的问题，或褒或贬见仁见智永远是多元的。正因为此，对“文革”的反思不以揣度别人的说话动机或 “居心叵测”来判断，重要的是尊重事实，或者通过多方面资料的对比来印证。
不能因为毛泽东有错误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套在他的头上，不能因为江青、张春桥是文革的政治符号就是“头上长疮脚底流浓”坏透了。不能因为一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就成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因为老红卫兵因为是“保皇派”就成了英雄。
文革是一场互动的运动，各个阶段发生的事都有因果关系。
正如巴金老人的提出的全民反思文革，既有理论反思，制度反思，文化反思还有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的客观思考。作为文革期间的文化人，有受到冲击被批判的过程，又有跟着运动跑甚至积极参预的事实。
全面反思“文革”在于全面。
文革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造成文革的许多因素和影响仍然存在。还在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任何社会管理的粗鄙化和任性都无助于社会的凝聚力。
在有些人眼里，当下网络上戴帽子、打棍子、拉帮结派、人身辱骂、人格侮辱等等都来源于文革的戾气，然而这种现象在没有文革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这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文革身上过于简单化。
“文革”不是负资产，加以运用会成为正能量。这不是简单的好事变坏事，而是通过反思文革去伪存真，通过经验教训解决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
不能的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反思“文革”。
一方面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问题从而认为“文革”，也不能因为要维护中央决议的权威而全面否定文革，更不能选择性的为当下服务和为个人的价值观张目。
不脸谱化“文革”中的人物形象。
“文革”的是与非和错与对比较复杂，应当尽可能把“文革”的复杂性呈现给公众。不纯政治化看历史，要从社会环境和人性等多方面多角度，用民主自由探讨的氛围来研究“文革”。
不能只粗不细看“文革”。
文革中的许多问题都存在于细节中，粗线条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国家可以站在政治的高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定义，个体则更多的要从细节里看文革。
不能重高层，轻底层。
高层的反思诚然重要，却由于话语权的垄断容易误导社会。作为权力者的任务是公开历史档案，为社会反思创造条件。是非对错交由民众判别。
不能重精英，轻百姓。
在目前精英社会里，许多精英都是文革的参预者，或者说是利益的主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很多人不是对历史负责，而是苟且于自己的利益。
不能重国家，轻社会。
总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是把反思圈在一个道德高地上，从而割裂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民众的联系。
不能轻政治重学术。
文革是政治运动，所有的问题都与政治有关。而学术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历史，是学科化的东西。研究“文革”如果重学术的话，容易把“以史为鉴”的镜子放倒了。虽然学术可以论证真假，但在文革研究中政治的对错更重要。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政治理论，任何反思和总结都是无的放矢。
不能重个体和特殊轻普遍及共性。
“文革”及其运动涉及到许多个人或事件，这些都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特殊化或孤立化的看“文革”中的人物或事件，无法看清整个运动的真相。要把具体的事放大到运动中，搞清来龙去脉。对发生的原因和结果都进行相互对比，从而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
不能从结果上推论“文革”。
中国人喜欢以成则王侯败寇来谈历史，胜利者是不会给失败者留位子的。就“文革”而言，国家是成功还是失败需要大视野，而个人则很难看清。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徐向前、叶剑英这些大人物，他们都曾是“文革”的积极领导和推动者，后来在运动中失势，“文革”结束后又成了正确的代表。就最终结果是胜利者，而其中又存在着失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最后被定义为失败了，这个失败并非是因为革命本身的失败，而是主要领导者毛泽东走了，某种意义上是权力成为结果的胜负手。如果仅从结果来看“文革”，势必得出因为毛泽东走了“文革”才错了的结论。
不能以现在的思维看“文革”。
就像不能用现代思想和法治环境看奴隶社会看封建社会一样，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和历史性，不能因为现在实行法治就彻底否定以前的人治，以现在的民主政治看过去的专制。
不能把“文革”存在的问题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文革”是一场全民参预的群众运动，不是那一个人的事。包括那些后来的胜利者对曾经的“文革”负有责任。毛泽东作为一把手负主要责任没有问题，却不应当负完全责任。谁造成了毛泽东的独裁，又有多少人反对过毛泽东的独裁。毛泽东又因为什么才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些所谓的正确者真的没有问题吗?
不能用文革的思维反思文革。
文革的思维是阶级斗争，是非红即黑。对文革的研究要本着实事求是，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不能说为“文革”说好话的都是拥护“文革”，都是想回到过去。就像挑改革开放毛病的人不一定不赞成改革开放一样，很多人只是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发言。
不能用“改革”套“文革”。
文革的性质是革命，是变法，是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或精神层面。改革是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是在不动摇政治基础上的修正，主要倾向于经济或物质层面。事实上虽然改革开放后否定了“文革”，但政治层面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政治和精神与经济和物质是相辅相成的，单说一方面不是真正全面的总结。
不能绝对化的看“文革”。
比如对“文革”中的保皇派，他们既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又有造反的一面。造反派也是一样，他们的造反包含了反官僚主义和争民主的内容。比如文革时期的法制，不是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而是当时的法制的不合理，而且在这种法制下社会并没有严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
不能因为“文革”被否定了就否定那个时期。
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既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华民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础。“文革”中国经济每年以近8%的增长是事实，许多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全面反思却是共识。
现在反思文革的条件比以前更好，言论的自由和时间的沉淀让人们更理智。
虽然文革是以政治博弈为中心而现在主要是利益博弈，基本点都是一个社会平衡问题。这个平衡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经济为载体，都是值得探讨和总结的。
反思不是叫真式的是分是非，而是一种理性的思想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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