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发生前松井石根的举措
12月初，松井在等到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后，立即兵分两路向南京扑来：一路由上海派遣军组成，沿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进攻；另一路由第10军组成，沿太湖南侧，经嘉兴、湖州、长兴扑向南京。不久日军又分为四路，两路由丹阳、金坛等地直扑南京，另两路分别迂回芜湖和浦口，以图对南京守军形成东、北、西南几面包围之势。从12月5日起，双方在南京外围发生激战。中国军队抵抗不利，日军于8日全线突破南京外围防线，完成了对南京的最后包围。
日军虽来势汹汹，然而却早已面临多重困难。日军经淞沪战役后，未经充分休整补充就开始向南京方向进击，其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松井的幕僚们多次向他提醒过类似的问题，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队面临的困难，但他仍然一意孤行。11月20日，日参谋总长向第10军发出指令：“部队为求得补给，应尽量利用现地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出这样一道指令，无异于指使日军进行公开抢劫。松井石根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对日军接到命令后的所作所为给予默认。“其结果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自然漫延到整个部队”。可以说，日军此时的行为，正是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大规模抢劫的预演。12月7日，松井将方面军司令部从上海移至苏州。同日，他召集参谋人员，下达了《南京城攻略要领》。该要领大致内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团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所谓“扫荡”，即“铲除净尽”之意，它意味着日军进城后，可将所有抵抗的中国人“铲除净尽”；日军的一切行为，都可冠以“扫荡”的名义，这就为日军的暴行提供了军令上的依据。当然，该要领在“城内扫荡”的命令之后，还有如下内容：
“一、应特别严肃部队之军纪风纪，使中国军民敬仰归服皇军之威武，期不至出现苟如毁我名誉之行为；二、严禁接近外国之权益特别是外交机关。在外交使团提议设立而为我军拒绝之中立地带，除必要外，应禁止入内，并应在重要地点设立岗哨。又，禁止进入城外之中山陵等革命志士之陵墓及明孝陵。……”。
同时，松井又训令他的部队：“南京乃中国之首都，攻克之乃世界性事件。故须认真研究，愈益发挥日本之名誉，增强中国民众之信赖。虽为敌军，然已丧失抗战意志者及一般官民，应予以宣抚爱护，持宽容慈悲之态度。”
以上内容，就是某些人鼓吹的“松井石根无罪论”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命令的发布与命令的实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12月8日，松井下令空投《劝降书》，要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和平开放南京城”，遭拒绝。10日下午1时，松井下达了向南京城发动总攻的命令。经过3天激战，守军渐显不支，13日，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于是，在中国首都南京随接爆发了一场持续6个星期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铁的事实说明，松井的“整肃军纪”的通告与训令，只不过是种遮人耳目的陪衬。正如通告所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驻有大量的他国外事机构，占领它确为举世瞩目之事，若日军在“城内扫荡”过程中出现不法行为，必将很快昭然于天下。出于旧日本军人效忠天皇的思想，松井也必须为天皇的声誉考虑，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治军有方，因此，松井在发出“城内扫荡”的命令后，不得不以“整肃军纪”的通告和训令作陪衬。同时，松井在发出“整肃军纪”的通告之后，并没有认真地去督促部下执行，而是对日军的违纪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致使这一惨剧越演越烈。有关这一点在下文的分析中还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有人认为松井在总攻之前就病倒在苏州，并未直接指挥进攻南京，对前线的情况亦不知晓，因此他不应对口军的行为负责。我们知道进攻南京的日军是华中方面军下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部队，指挥进攻的是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他于12月1日接替松井上海派遣军司令之职，松井则专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和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他们都是松井的部下，对于军队中出现的违纪现象，不由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负责，而简单地把它归咎于部下，这是有悖于常理的，更何况松井的疾病“既没有阻碍在他指导下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指南京――笔者）达数日之久”。因此，以此为松井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